從甘肅到印度班加羅爾,一名中國女記者的“征途”
2019-03-12 15:30

從甘肅到印度班加羅爾,一名中國女記者的“征途”

今年除夕,我乘著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蒸汽火車,從喜馬拉雅山腰的小鎮Kurseong爬上大吉嶺。


山頂酒吧有男女和我搭話,“你從哪里來?”


“班加羅爾”,我脫口而出,出口才反應過來,笑著補了一句“我來自中國,現在住在班加羅爾”。


過去半年,我的生活產生科幻小說里才有的“折疊”——從不停奔跑的中國,到總是慢一拍的印度。從知名的財新,加入在班加羅爾剛剛起步的科技新媒體志象網。


大吉嶺的蒸汽火車


從2015年夏天實習起,我就像踏上了一輛飛速前進但不知終點的列車。直到帶我入門的記者接連離職,我不得不考慮生活的其他可能性。


但當時我也沒想過,來自中國十八線縣城的甘肅姑娘,會和一群印度人一起,記錄在兩個大國之間發生的前所未有的變化。


在沒有天貓超市、支付寶、高鐵、美團外賣的日子里,我終于開始重新建立自己生活的規則和節奏,不再被人潮推著走,看似跑得快卻總是內心惶恐。


但改變也正在發生。來不及買菜時,我會用Big Basket下單,生鮮蔬菜兩小時送到家;偶爾犯懶不想做飯時,我也在Zomato或者Swiggy點外賣,坐等一大份印式中餐送上門。街邊的小店里,也隨處可見Paytm、谷歌支付、亞馬遜支付的二維碼,只可惜我沒有印度身份證,沒法體驗一把。


這種局外人的角色,也讓我有了再一次去觀察科技對生活影響的機會,此前身處其中,我沒有經過任何思考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這種生活方式。


回到過去,帶著眼睛和耳朵去感受科技給人和社會帶來的改變,對于任何一個記者來說,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。


“印度農村有廁所嗎?”


春節后回到老家,有天晚上,和我爸坐在客廳里聊天。他說,自從我去了印度,他經常在微信公眾號上關注一些印度的新聞。然后,他問我,印度是不是像微信里說的那樣強奸高發、沒有廁所?


我拿出1月份去同事P老家玩的照片給他看。


P在班加羅爾長大,但爸媽退休后就回了村里。村子在離班加羅爾250公里外的泰米爾納德邦。凌晨1點,我們上了火車,四小時后到達,又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巴士。


到了村里,我終于理解了他之前說的,他父親為什么退休后不愿再住在班加羅爾。


村口往前走大概五百米,有一片開闊的空地,同事說,他小時候一到晚上,全村的人都會聚在這里看電視。再走進去一點,就是一座的寺廟,寺廟旁邊就是他家,一座獨棟小院子。


叔叔和他的花園


一進門,叔叔開始熱情介紹起他的花園。他之前在班加羅爾的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了38年,可以流暢地用日常英文交流。


院子里,他種了芒果樹、橄欖樹、香蕉樹、番石榴樹,種了辣椒、番茄、茄子、芹菜等蔬菜,還有數不清我沒法說出名字的花花草草。


吃完飯,我們經過一片空地的時候,同事突然笑起來,跟我們說這里曾經是村民解決“日常大事”的地方。


在中國熱映的印度電影《廁所英雄》里,印度人對“潔凈”的概念與中國人有著天壤之別,大小便解決在家里,這無法接受,就釋放在大自然之中。也因此,男性、女性、小孩子往往有著各自約定俗成時間段,女性最早,在凌晨三四點就要起床結對去上廁所,小孩子則一般在上學之前。


兩位印度男同事還調侃我,明天要早起了。


再往前走一段,是一間看上去已經不再使用的房子。同事說,這是大概4年前政府給村里建的公共廁所。“因為剛開始村民都不愿意把廁所建在自己家里,所以就只能在村里建公共廁所。”他說。


但兩三年前,村民慢慢開始在自己家里建廁所,慢慢的,公共廁所也就被棄之不用了。


現在,同事家里不僅有馬桶,還有空調和熱水器。每天早上,都會有卡車開進村里,兜售新鮮蔬菜,“現在什么都有啦。”叔叔解釋。


從屋頂俯瞰村莊


當然,這無法代表整個印度。泰米爾納德邦在整個印度來說,也是比較富裕和發展得比較好的,同事一家更是村里備受尊敬的家庭。


跟我們一起去的另一個同事A,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爾邦的一個村子里,比哈爾是印度相對比較落后和貧窮的地區,情況就與泰米爾納德邦不盡相同。


他告訴我,盡管政府給每戶村民都發放建廁所的補貼,但還是有些村民就是不愿意在家里建廁所,“他們就是喜歡在開放的地方解決,哈哈。”但因為政府派人檢查禁止露天方便,他估計,他的村子里有廁所的比例也達到了百分之六七十。


我爸聽完,緊鎖的眉頭也并沒有解開,他嘆了一口氣,說,“還不都是貧窮落后的地方。”


泥腿子出身的我爸,自己就是從農村里長大的,在考上警察學校之前,他還在家里干了一年的農活。即便是到現在,他也是四兄弟里唯一一個“有穩定工作”的人。


而我是家里目前為止唯一一個讀了碩士的小孩。上大學后,所有人都覺得我要“有大出息”。但可惜我一直都在選擇做一個少數派:從法學轉投新聞、從頂尖的媒體辭職、又來了印度。


回到村里看爺爺奶奶那天,我第一次不再抗拒他們的噓寒問暖,我坐在爺爺旁邊,他問我在印度的生活,還問了一個讓我忍俊不禁的問題。他說,“印度人是不是都只活到三四十歲啊?”


我笑了一下,又給他看了我們在村里和同事的爸爸媽媽拍的照片。


在照片里,叔叔露出了和善的微笑,阿姨依舊一臉嚴肅——我這個突如其來的中國女孩,在她家里制造了太多意外:想在屋頂睡帳篷、不顧她勸阻騎著踏板車出門、還把穿著紗麗下面的小背心走出了臥室,我能感覺到她的不悅,但當我們圍坐在她身邊時,還是拍到了一張好照片。


“你什么時候結束流浪?”


回到北京的第三天,一大早,我趕到南苑機場飛回去。這條航線去年才開,飛機上有很多第一次坐飛機的家鄉人。在他們拿出手機拍飛機的時候,我拿出手機拍下了他們,他們讓我想起了熟悉的印度人。


當時,我還沒意識到這種“熟悉”有多自然。


回家的第二天,我媽小心翼翼地問我,“你什么時候結束流浪?”


“過兩年再看吧。”我敷衍道。


十八歲離家去武漢讀書之后,“家”的概念一直在變化。畢業之初,“家”是北京那一間15平米的出租屋。而現在,五千公里之外德干高原上那座曾經的“花園之城”更讓我有歸屬感。


11月底回國一周,深夜返回班加羅爾,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了小區門口的餐館里,點了一個Masala Dosa,“Finally it feels like home”,我在Instagram上說。



這次回國也才幾天,我就已經迫不及待地想回去。


和印度同事出去采訪的時候,每次到堵車的時候我都會聽到他們講“曾經的班加羅爾”——沒有堵車、草木芬芳、四季宜人的地方。隨著軟件外包巨頭Infosys和Wipro的崛起,班加羅爾逐漸成為了IT之城,再乘著21世紀這一股創業的春風,它又轉身成為了創業之都。


于是越來越多的人涌入了曾經獨立芬芳的小城,城市在林木花園中雜亂無章地開始生長,它不再是本地人眼中的那個班城。


但它于我而言已經足夠可愛。


我住的小區靠近班加羅爾繁華的商業區Indiranagar,早在上世紀末就被開發成了住宅區和辦公樓。小區的住宅樓圍成了一圈,中間有草坪、泳池,還有幾十棵基本上跟五六層一樣高的樹。


生長在北方的我叫不上樹的名字,周末的午后搬把椅子坐在陽臺上,或者坐在草坪上看會書,那些樹都是我最沉默的好友。


上班路上的一棵樹


雜亂也是可愛的。辦公室離小區走路大概十分鐘,我一般走外面靠馬路的一條路,走多了,路邊小店里的小哥看到我都會說morning,隔三差五還會碰到一個帥哥在路上遛狗。那天趕時間換了另一個方向的一條小路,一棵開滿了粉色花朵的樹突然憑空出現,驚艷之余,我才意識到班城的春天到了。


不管班加羅爾在本地人眼里經歷了怎樣地瘋狂擴張,從北京搬過去的我還是覺得它有著小城的可愛。我無需坐兩小時的地鐵,突突車二十分鐘就可以到朋友家,路邊到處都是賣小吃的,街角還有一家裁縫店。


二月初從班加羅爾離開的那天,雨季未到,它卻下起了雨。


去年九月剛到班加羅爾的時候,正巧是雨季的最后一個月,每天下午五點左右,急促又輕盈的雨滴總會準時到來,半小時結束,留下空氣中的草木香氣。


今年的雨季不遠了。


“印度人約會嗎?”


在我缺席的這個春節,弟弟的婚禮成了家里最熱門的話題。他年前剛訂婚,計劃在夏天辦婚禮。在聊完弟弟的婚禮之后,人們也會將話題轉移到我的身上。


一位叔叔問我,“印度人是不是很早結婚、生很多個孩子呀?”


在探探和Blued進軍印度市場的時候,一位中國的互聯網人也在中印互聯網創業群里提起這個話題,半開玩笑地問,“但是印度人約會嗎?”“他們只跟自己的另一半出去吧?”


群里除了我,還有我的室友、印度女同事B。去往辦公室的路上,我倆聊了聊這件事。她覺得又氣又好笑,沒想到在印度待過一年多的中國人,居然還對印度有著這樣的印象。


她長我幾歲,也沒有結婚,在德里長大,之前在班加羅爾讀書。我倆在九月初的同一天到的班加羅爾,共享一間大的空曠的公寓,一見就覺得特別投緣。


到班加羅爾的第三天晚上,我和她還有另外一個女同事,坐在公寓的地板上邊吃飯邊聊天。她們是同一所學校畢業,自然聊起了學校,和學校里受歡迎的男同學。


我問她會有來自父母逼婚的壓力嗎,她說當然有,但也已經過了最劍拔弩張的時候。“前兩年他們催得比較緊,看我無動于衷,現在也就不太說了。”她說。


“那他們希望你出去約會嗎?”


“約會……他們希望我和那種’結婚備選對象’約會,而不是隨便約會。”她沖我眨了眨眼。


公寓陽臺景觀


她有一個談了多年的男友,也在德里做記者,是報道殺人放火的法治記者。兩個人是大學同學,一直分分合合。在那間偌大的公寓里,我們分享彼此的心事,聊年齡增長給自己的身體和心理上帶來的改變,做記者的自由與孤獨,夜風微涼,我們坐在陽臺上,低聲細語都隨著煙云飄走。


前段時間,她告訴我她想結婚了,想擁有自己的小家,一個穩定的陪伴。男友說自己還沒有做好準備,她開始嘗試跟朋友的朋友見面,尋找新的可能性。“我還挺開心的!雖然遇到的驚嚇比驚喜還要多。”她鼓勵我多嘗試,不要很早就把自己的未來與某一個人綁定。


她還在班加羅爾的時候,我們隔三差五就會約別的同事,晚上來家里一起吃飯聊天。一天晚上,我們喝了點酒,臨近午夜時分,她提議想吃冰激凌。于是我們三個人出門做了一輛突突車,到了Indiranagar的一個冰激凌店。


我們點了冰激凌坐在店外的長椅上,看著店里坐的一對對情侶,親密地低聲細語。我和她相視一笑,“印度人約會嗎?”


不可否認,我所接觸的印度非常有限,身邊能聊的朋友都是受過高等教育、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輕人。但隨著印度的飛速城市化,這一人群也正在迅速壯大。我問朋友印度自由戀愛的比例,得到的答案都是“很少”,但在大城市,“先戀愛再安排”的類型越來越多。


班加羅爾的酒吧


我在Indiranagar的酒吧區見過穿著迷你裙的年輕女生,也在小鎮見過身著黑袍坐在摩托車上,與丈夫沒有任何肢體接觸的妻子。


不過,印度的傳統仍根深蒂固,對日常社會生活的影響比中國要明顯得多。


有天,和朋友一起看電影《炙熱》,其中一位女主角去鄰村給自己的兒子找對象,兒子給媽媽打電話說,“你最好保證她很漂亮,不然你告訴她們家我可是要退貨的!”


“退貨”這個詞讓我很不舒服,問朋友是不是還有這么極端的情況存在。他說是的,在極少的地方。


有已婚同事曾問過我,中國的大城市是不是未婚同居很普遍,我給了肯定的答復后,他很驚訝。他和妻子是先結婚后戀愛,是純粹的包辦婚姻。這種情況也并不少見,因為自由戀愛不被接受,結婚反倒成為了戀愛的前置條件。


但在這樣的大環境下,我聽了許多動人的愛情故事。結局有喜有悲,但往往都因為外在阻力而煥發出不一樣的色彩。


有人和相識七八年的好朋友談了戀愛,跨越宗教阻隔結為伴侶,兩個人生活在班加羅爾,養了兩只貓。還有一對跨宗教結為伴侶,他們的故事更是波折,女生跟大學男友登記結婚,等到確認信送到家里父母才知情,此后的十余年斷絕往來,等到小孩出生才逐漸解凍。


還有一位朋友,跟大學女友談了四年的戀愛,對方生在跨種姓家庭,女孩子似白紙一張,對種姓阻隔毫無概念,但男生家庭卻堅決不同意,漫長的糾葛之后,兩人黯然分手。


事情已經過去近五年,男生提起這件事仍然感到難過。


在回國前,我還聽說了有父母因為孩子自由戀愛而自殺的壞消息,更讓我沮喪的是,父母并不是以此為要挾,而是真的覺得無顏面對周遭的非議。


這種“同儕壓力”也出現在我爸媽的身上。有一次我爸跟我說,身邊的朋友都有孫子帶,他感覺自己像“一條孤獨的老狗”。


幸而我還有個弟弟,今年正月十五,他和長他五歲的女友領了結婚證。父母的反對最終在他的堅持下幾乎匿跡,他選擇了自己的另一半,也接棒給我爸媽上了一堂放手教育課。


“印度的記者什么樣啊?”


從家里再回到北京,和之前的朋友見面聊了聊近況。他們基本上都還在國內的主流媒體做記者,奔跑在突發新聞的一線。


其中一位前不久在香港浸會大學訪學,有來自印度、日本、香港等多個地區的同事。我們聊起了“外媒記者”。


她告訴我,一次大家討論“該不該把直接引語給采訪對象看”的問題,有幾個記者寸步不移地堅持這是違反新聞專業主義的做法,是“沒做好自己的分內之責,讓采訪對象來替自己做功課”。


“印度的記者和從業環境怎么樣啊?”她問我。


在印度與同事朝夕相處的半年,我們有過數不清開懷大笑的時刻,唯一真的紅過臉爭吵過的問題就是新聞操作準則上的分歧。


去年十月,有一行二十多人的中國創業者和投資人來印度考察市場,其中一個行程是拜訪某國際風投公司的印度合伙人。面對來自中國的創業者,合伙人言無不盡,毫無保留地分析了當時印度創投圈的焦點事件,說數據本地化是印度創業者為了避免競爭搞事情,說方言平臺可能對Facebook印度社交巨頭的地位發起實質性的挑戰。


辦公室天臺的景觀


除了我之外,當時還有印度的主編和另一位同事在場。


這些對記者來說可遇而不可求的表態,我們想整理成采訪發布,對方公關部婉拒了,稱事先并未知悉內容將作為采訪,此時不便對外發聲。


主編當即大為光火。當時我和他坐著突突車,在去往另一次采訪的路上,因為這件事越吵聲音越大,到了目的地才被迫消停,誰也沒能說服誰。


“我們是一家媒體,他當時也知道有記者在場,既然覺得不便公開發聲,那為什么當時要說這些話呢?”


“你說是這么說,但你應該也很清楚他當時能那么坦誠,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面對的是從中國來的創業者,而不是記者吧?”


“他說的那些話都是事實,我們都有錄音,我們也不需要他同意。”


“你說的沒錯。但我們作為媒體,也是需要維護采訪對象的關系的呀。為了發這一次稿子,如果因此失去了一個采訪對象,有必要嗎?”


“這不是有沒有必要的問題。我有個好故事,我為什么不能發?”


“為了建立更長期的關系呀。”


“在印度這樣是行不通的。他們永遠只會選擇對大的媒體發聲,同樣一件事,我告訴《經濟時報》可以到達更多的讀者,我為什么告訴你?”


這樣的事情發生過不止一次。印度的媒體格局與美國類似,大媒體都由財團掌控,是自負盈虧的生意,媒體之間競爭激烈,有時候一點風吹草動就要“搞個大新聞”。


印度媒體對同性戀去罪化的報道


在這樣的大環境下,印度的公司也更主動地去掌控輿論的主動權,大多都很愿意對外發聲。


而中國公司卻截然不同。很多時候,愿意跟我們聊的都是中國公司在印度的員工,給中國負責海外業務部門發的采訪請求經常沒有回應。


甚至有幾次,在我們的稿子做完之后,中國公司那邊又找上門來要求不發甚至撤稿。理由五花八門,印度員工未得到授權,印度員工不了解核心信息說得并不準確,信息對外披露將影響競爭。


一次對方公關找上門,甚至問我,是否給接受我采訪的印度員工付了錢。還暗示我,他們可能會因為接受我的采訪而工作不保。


“那就再寫一篇稿子報道他們隨便開人呀。”這樣的事情三番兩次地發聲,印度同事開始調侃這是“Typical Chinese”。


我想曲線救國。撤稿是不可能的,我們根據自己的信源力所能及地做到了平衡,中國公司自己不發聲是你們的事,現在既然覺得信息不準確,那不如爭取一下你們更高層的人出來發聲的機會。至少建立一個聯系,而不是保持對立。


同事將信將疑。不過,這也是我們的價值所在,中國和印度之間存在深刻的不信任,第一次有一個媒體,是有來自兩個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。我們在日常的相處里,在笑聲和爭吵中,逐漸突破強加在對方身上的刻板印象。


“你會有心理落差嗎?”


我帶著滿身風塵和被曬傷的臉,還有一籮筐的好故事,見到了老朋友。“你看起來比之前開心多了耶!”仿佛小女孩揣在兜里的糖果被發現,卻樂于跟大家分享。他們沒有擔心我吃得習不習慣,住得好不好,而是關心我快不快樂。


之前有一次在采訪的時候,一家公司的公關問我,“你會有心理落差嗎?”


和團隊一起開會的時候,同事胡劍龍也問了我類似的問題。我當時沒怎么猶豫,對我而言這份經歷早就不再僅僅是一份工作,而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,換了一個地方生活,我也換了一種新的視角審視自己。


說遺憾是有的。畢業的時候,我的打算是在一個裝備齊整的新聞編輯室干三年,打磨自己最基本的記者功底,也更直接地理解中國。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提前離開,我始終覺得自己還沒有成長為一個完全合格的記者。


開會的時候,我用英文說了一大段,非母語表達反而讓我更自如地說出了最真實的想法。在當時的我看來,留在北京做記者,在一個又一個機構之間跳來跳去,吐槽霧霾地鐵和房價卻束手無策,不是我十年后想成為的自己。


而且,他描述的愿景和正在嘗試的努力,確實“忽悠”到了我。


印度鄉村公路旁的vivo門店


作為一個人口與中國旗鼓相當、又國土相鄰的大國,大多數中國人對于印度的了解確實少得可憐。在阿里、騰訊、頭條、滴滴都把印度作為國際化的重要一站,中國的互聯網創業者前赴后繼飛往南亞次大陸的時候,我們在國內卻很少聽到來自印度的聲音。


另一方面,中國互聯網的飛速發展,讓中國也成為了包括印度在內新興國家的標桿。中國在發生什么,中國的市場經歷了怎樣的變化,印度的年輕創業者和投資人們對這些信息求之若渴,卻總覺得不足夠。


前幾天在北京的時候,有一位印度的投資人找到我,跟我聊了二十分鐘的中國在線音頻市場,他們想在印度投類似的項目。


聊完覺得開心,好像之前一直在想象的“Bigger Picture”突然落到了實處,希望成為了現實的可能性。


在班加羅爾的時候,我強迫自己每周約兩個投資人或者創業者見面,也收獲了諸多驚喜,這位投資人就是其中之一。采訪之前,我略微緊張,他見到我就開始問我的名字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,自然得聊了起來。


印度也徹底地治愈了我的輕微社交恐懼,一個人忙里偷閑地走了很多個地方,見了很多不一樣的風景。神奇的是,班加羅爾卻始終如影隨形。


春節假期在大吉嶺,碰到一個在班加羅爾工作的人,聊了一下,是一位IT工程師;之后到了斯里蘭卡,半夜在青旅的陽臺看月亮,旁邊坐的男生說他也從班加羅爾來,是一家創業公司的創始人。


我跟朋友開玩笑說,在外面碰到從班加羅爾來的人,一半可能是IT工程師,另一半可能就是創業的。


班加羅爾也讓我重新審視自己。在印度的時候,總有人會問我,“你是韓國人嗎?”“你是日本人嗎?”在他們眼里,一個中國的年輕女孩子一個人在印度,仍然是一件稀奇事。


但就是在這個很多人都為安全擔憂的國家,我卻嘗試了很多之前想做都不敢做的事。在科欽海邊的公路上,第一次騎摩托車的我把車開到了80公里,被我甩在身后的叔叔還對我按喇叭示意。


印度卡拉拉邦科欽


在Pondicheery的海邊,不會游泳的我慢慢朝著浪花往里走,讓海浪溫柔地撲進我的懷里,從此克服了對海的恐懼。


跨年夜,我在班加羅爾郊外的村子里,圍著篝火坐,聽一個歐洲小國的男生唱《加州旅館》,看過午夜的煙火,在樹上的帳篷里入眠。


這是我在北京從未感覺過的溫柔。


在北京的時候,我做過很多關于殘障人士的報道,他們大多活在暗處,抱團取暖。一天晚上,在班加羅爾的一個小公園里,我看到了從未見過的一幕。


一個看上去是七八歲的小男孩腿腳不便,戰戰巍巍地小步向前挪動,他的媽媽站在兩步開外的地方,輕聲對他說著什么。我請身邊的朋友為我翻譯,她說的是,“不用怕,慢慢來,你不會摔倒的。摔倒了也沒關系,你可以再站起來的。”


在班加羅爾,我也像這個男孩一樣,努力克服對廣闊世界欠缺的想象力。在異鄉,我終于找到治愈的機會,重新賦予生活意義和快樂。


作者:羅瑞垚,本文原創首發于志象網微信公眾號(ID:passagegrou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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